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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#博主称嘎子哥卖的手机最多值999元#话题冲上热搜榜。起因是主播谢孟伟在直播间售卖一款手机时，宣称这款手机在某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售价8999元，自己直播间仅售1999元；之后有数码博主评测后称，该款手机用高价低配的贴牌机忽悠普通消费者，手机最多值999元，引发社会关注。而记者调查发现，这样的直播并非个例。对此，网友将其称为“忽悠式直播带货”。
自从有了直播这一平台，“直播带货”也就应运而生。一些主播极为敏锐地发现直播平台在“带货”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功能，于是，他们便捷足先登。此后，更是前赴后继。应该说，“直播带货”方式，在助力众多主播实现梦想的同时，对于整个社会，尤其是对于“被带之货”，也确实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地方的基层领导，也纷纷走进直播平台，客串“直播带货”，而且，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，都是收获满满。
然而，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，“直播带货”也是一把双刃剑。可能是从“直播带货”走向民众的第一天起，“虚假”“忽悠”“偷税漏税”等不良现象，也就层出不穷。其中，有些主播是“初出茅庐”之流，而有些主播则是大名鼎鼎之辈。
造成这种现象的存在，进而蔓延与泛滥，应该说，监管的滞后，甚至是空白，是一个重要因素。而这样的监管，既需要法律主管部门的积极介入，也需要相应平台的关注与落实。如果说，“直播”过程中所带之货，质量究竟如何，可能是相应平台无法确定的，那么，“带货”过程中的，极尽夸张的广告用语，显然是平台能够关注到的。修改后的《广告法》中明确规定，禁止使用极限词语，包括“最”“第一”“顶级”“绝版”“大牌”“黄金旺铺”，等等，然而，放眼“直播带货”，我们却发现，类似的，或者直接使用这些《广告法》中禁用词语的，却是比比皆是。对此，在执法部门介入之前，如果相应平台能够予以监管，那么，“忽悠式直播”几乎已经去掉了一半。
当然，专业的事情更需要专业的人员去做。面对“直播带货”，法律监管部门必须及时跟进，广告在哪，监管就必须在哪，惩戒就必须在哪。这既需要法律监管部门的主动“身入”，也期待法律监管部门发动网民的力量，如此，在整个网络空间，形成一种高压态势，使得“忽悠式直播”不仅人人喊打，更是露头就打，而且打得他们所得远远不及其所失，“忽悠式直播”，才会因为深感疼痛而销声匿迹。
与此同时，相应的大小主播们，也应该珍惜羽毛。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，在“网络不是法外之地”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，“一锤子买卖”显然难以奏效，而“忽悠式直播”在忽悠他人的同时，也会把自己“忽悠瘸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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